淺談台灣經濟發展史(中b)－Thomas66's Blog

An Overview of Taiwan’s Economic Development (IIb)

大清帝國時代，台灣經濟發展主要乃建立於土地開發之上；除了階級式土地制度以外，另亦實施「一田二主」的大小租制。入台之初，清國即以台南為中心，逐漸往南、往北拓墾。唯就整體而言，開發區域仍集中於台灣西部；農產作物乃以稻米和蔗糖為主，尤以稻米最為重要。而除了平埔族原住民所有地外，台灣尚未開墾的土地皆屬官方所有；「漢人」移民在開墾前，須先取得官方發給的執照 (或向原住民取得耕作權)。取得開墾執照的墾戶，稱為「大租戶」(向原住民繳交租金或穀物，即所謂「番大租」)；所開墾土地，往往加以分割，並招徠墾佃進行開墾耕作，稱為「小租戶」；若取得面積太大，則再租予佃農。至於平埔族人原有廣大土地，何以經過層層租佃程序之餘，最後盡入「漢人」移民之手？此中不公不義，仍值得細予探究。

這一時期，亦進行水圳開發及土地丈量，使稻作和租稅大增；其次則是成立撫墾局，對山地進行開發，尤其促使樟腦開採成為新興產業。另外，英、美兩國和清國合作，初步進行台灣北部的煤礦開採；由於基隆河下游發現砂金，乃溯源開發九份與金瓜石。而在嘉義布袋以南，也開始發展製鹽產業。郊行 (商業同業公會) 也在此時出現，形成台灣對清國東南沿海的商業貿易組織；其中較為知名者，如泉郊、北郊、廈郊，以及台南三郊和鹿港八郊 (亦有所謂米郊或糖郊者)。「郊商」享有特權，並經由募集「義民」或捐獻軍費以為交換，而踏上政商勾結之路。郊行生意興隆，交易貨品可如木材、布匹、茶葉、樟腦、蔗糖、陶瓷等。

清國康熙、雍正期間，台灣的耕地面積遠多於荷、鄭時期。主要肇因於農業技術大為進步︰旱地水田化。墾民初期在中、北部開始興修水利，至乾隆之時該等區域之水利系統已大致完成，而水田也取代旱地成為主要的耕作形式。稻米由糧食作物轉變為經濟作物，絕大部分經由安平或鹿港 (甚至北部的八里) 銷往清國。當時主要的水利設施，有所謂三大圳︰中部的八堡圳 (康熙年間，施世榜於彰化平原投資建造，可供灌溉彰化二水一帶的八個鄉鎮，約19,000甲農田)；台北盆地的瑠公圳；以及南部的曹公圳。此外，較為知名者，還有貓霧捒圳 (台中神岡一帶)、葫蘆墩圳 (中部)、隆恩圳 (新竹沿海)、金結安圳 (噶瑪蘭平原)等。另一方面，康熙於1685年解除清國之國際貿易禁令，外商可直接由廈門進入清國 (不再經由台灣)，台灣僅附屬於清國經濟圈。雍、乾以後，台灣米開始輸往清國，台灣遂成為清國之一重要米倉。其實，稻米一直是清國時代台灣最重要的農作物及出口大宗貨品；直到道光年間 (1840年代)，清國輸入更廉價的南洋米，台灣米的清國市場才逐漸萎縮。

台灣南部平原，由於氣候、土質等因素，非常適合栽種甘蔗。因此，以濁水溪 (或說中港溪) 為界，而有所謂「南蔗北米」的說法。從康熙中期起，南部即有農民大量種植甘蔗。在耕作制度上，除了稻蔗間作，也摸索出一套「以田育稻，以園植蔗」模式。當時，台灣之製糖場所，稱為「糖廍」；至於成品，則有烏糖 (亦作青糖、赤糖)、漏斗糖 (半白糖)、白糖、冰糖等四種。其後，歷經整個清國統治時期，台灣糖之產量一直呈現攀升現象，也因此對稻米生產造成重大衝擊，引發所謂「米糖相剋」問題。此一困擾，一直持續至日本時代新式製糖業興起之後，仍無法獲得根本性解決。

1862年之後，雞籠與打狗兩港 (以及稍早的滬尾、安平) 相繼開埠通商，因而影響當時台灣的貿易方式與產業發展。樟腦和茶葉，於是取代米糖出口──尤以茶葉影響更為重大。開港之後，傳統「郊商」不敵洋商，逐漸沒落 (另出現其與外資合作的「買辦」階級)；亦有經營茶葉、樟腦等貿易而致富者 (成為豪紳新貴)。台灣茶葉，主要產於北部丘陵，規模增長極快 (清國末期其產值已達砂糖三倍有餘)。茶業興盛以後，許多農地轉作成為茶園，稻米產量因而大減 (有時還須仰賴進口)。又因茶葉、樟腦生產，往往須入山區墾殖而造成番漢衝突，清國於「牡丹社事件」(1874年) 之後遂決定推動「開山撫番」政策。從而，不僅打開台灣原有「番界」，清國長期實施的渡台禁令也予以解除。整體而言，清末台灣仍以茶、糖、樟腦為外銷大宗。隨著清國割台，日本在台實施「農業台灣」政策，台灣「米糖經濟」的發展 (前後持續三百年以上) 則更有一番嶄新面貌。